技术工作很容易形成一种可靠的满足感：问题被拆开，列表逐项清空，工具越来越熟，交付也越来越快。每天都有反馈，唯独“为什么做这件事”很少得到同样频率的检查。
Hamming 后来固定留出周五下午，只讨论他所谓的 “Great Thoughts Time”。他问的不是手头算法还能快多少，而是计算机会怎样改变科学、会在整个 AT&T 扮演什么角色。这个安排的重要之处，不是问题听起来宏大，而是他真的从执行时间里切出了一块，用来校准方向。
没有这一步，战术能力越强，风险有时越大。一个人可以把偶然接到的任务做得极其漂亮，优化别人随手给出的指标，并在连续的正反馈里确信自己正在前进。行动是线性的，方向却来自会议、邮件、历史惯性和眼前最响的声音。最后形成一种奇怪的组合：局部决定越来越精确，整体路径越来越随机。
战略思考也不是写一份五年计划。它更像周期性地追问三个具体问题：这个方向如果成功，解决的是不是重要问题？我现在投入最多的事情，是否指向我口头上最重视的目标？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什么新证据，足以让我换方向？
这种检查不必占很多时间，却不能等“有空再做”。执行天然会吞掉全部日程，因为它总能制造下一项任务。方向校准如果没有固定预算，就只会在危机或倦怠时发生。
整理自这次对话；人物引语与史料已另行核对。